宋以朗专访:宋家客厅除了张爱玲,还有钱锺书傅雷
作者:admin 时间:2016-08-08 18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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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
有人以网络语言评价宋以朗先生,说他“萌萌哒”。宋先生与人近距离聊天,神情、语气,的确都很“萌”,也很知识分子,透出书香世家的教养。他的新书《宋家客厅》(港版《宋淇传奇》)披露了他的父亲宋淇与张爱玲、钱锺书、吴兴华、傅雷这些大名家的交往,正可谓谈笑有鸿儒,只不过,这些谈笑都是在纸面上,通过来往书信发生的。宋先生说,这本书还会有续篇,谈谈他自己,原本是打算收在书里的,后来还是删去了,因为觉得不合体例。5月8日下午,宋以朗出席了由澎湃新闻·思想湃和铁葫芦图书联合举办的“大时代·小团圆——从钱锺书到张爱玲,文坛大家背后的故事”新书分享会。而在讲座前一天,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这位萌萌哒的先生、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。 5月8日,上海图书馆季风书园,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、翻译家宋以朗作品《宋家客厅》在沪首发。 澎湃新闻记者 杨博 图
澎湃新闻:写完了《宋家客厅》,最近您在忙些什么?
宋以朗:我目前在做的事情,其实是出版社让我做的,就是把张爱玲的全部书信整理出版,出版社给了我一个九十万字的电子文档,我一直没动。因为我要做就要一口气做完,如果中间因为什么事情停掉,后面接着再来做,我就做不下去了。
澎湃新闻:《宋家客厅》这本书的形式挺有意思,其实是您口述再由人整理,在报纸上前前后后连载两年。
宋以朗:你要我自己写这么一本书,肯定是写不出的,我不喜欢在一件事情上一头扎进去好多个礼拜,没有这种集中力。还是因为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陈晓勤上门来给我压力。2010年是张爱玲九十岁诞辰,也是她去世十五周年,《南都》做了一个专题。当时他们来采访我,问了很多问题,我也讲了很多故事,但不少没办法用在那个专题当中。我想,既然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说,那不如做成专著吧。后来,到了2012年,就开始在《南都》连载。最初我还是很担心的,因为想不出会有哪份报纸对我的家事这么感兴趣,尤其是香港报纸。好在大陆感兴趣的读者,不管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量,都比香港高很多。
晓勤很辛苦。做第一篇连载,她提了五个题目,想一次做完。周五她从广州到香港,我们聊了七八个钟头,但五个题目只聊了一个。第二天再聊,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三点,我嗓子都说哑了。原计划要做二十周,最后一共做了四十二周,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可做。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可以拆开,譬如说到我祖父宋春舫,可以分成童年-欧洲-青岛、上海、北京的经历。 宋以朗先生父亲宋淇,母亲邝文美女士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翻拍
澎湃新闻:《宋家客厅》写到的张爱玲、钱锺书、吴兴华、傅雷这四个著名文化人,都是您父亲的老朋友,您充分利用了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。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信件是书里没有的?
宋以朗:其实,我父亲与许多人的通信是没什么意思的。比如和金庸的信。我父亲写过几篇讨论金庸小说的文章,金庸读到了他的文章,觉得水准很高,客客气气地送了他一套亲笔签名的小说集,但他和金庸其实不是朋友,那些书信里面也没说什么。白先勇也和他通过不少信。因为我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翻译杂志,这些写给白先勇的信都是问他的小说能不能授权翻译,小说译好后,又请他提意见。他们也不能算是朋友,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过面。
澎湃新闻:您父亲和这几位朋友都是怎么相处的?说起来,虽然他们和您父亲关系都很好,但他们彼此关系却很可能不怎么样,比如,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就不算太高。您父亲怎么处理不同朋友之间的关系?
宋以朗:和钱锺书是四十年代在上海是朋友,喜欢讨论文学问题,彼此开开玩笑,信里面有很多。我父亲对其他人不怎么开玩笑的。与傅雷关系可能没有像钱锺书那么好,他觉得傅雷比较难相处。
有一个人书里没提到,叫高克毅,也就是乔志高。他是张爱玲小说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的人物原型,不管小说还是信,张爱玲都说了很多他的坏话,可高克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,他们有很多通信,我看到后来都不要再看下去了,因为都是公事。我父亲是《译丛》杂志第一个编辑,他不做了,高先生接手。这些信都是讲杂志的人事、选题,很枯燥。他们住在中文大学员工宿舍同一座楼,楼上楼下,经常碰面。对张爱玲在信里说的高克毅的坏话,我爸爸只是回答说,他和高“认识了二十多年,彼此互相尊重,从来没有一句重话。”张爱玲说的可能是真的,也可能是误会,但我不能去问高先生——这种话怎么问得出口?如果我有两个朋友彼此敌视,我也没有办法。
澎湃新闻:张爱玲这么刻薄,动不动就把身边人物写到小说里,您的父母亲作为她的最好的朋友,怎么看这个问题?
宋以朗: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型其实不是张爱玲认识的人,譬如《色·戒》,角色原型是我父亲的同学,故事也是他告诉张爱玲的,张爱玲说她不懂间谍的事情,小说写出来却非常精彩。有些小说像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,人物原型是傅雷,像《倾城之恋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这些名作,都找得出人物原型。说到我的父母亲,有个问题很有意思:张爱玲为什么没有写关于他们的小说呢?她不是对他们两人最了解吗?我想,她大概担心写出来的话,朋友都没得做。她的第二任丈夫、美国作家赖雅,也没有被写进小说。大概因为她非常爱赖雅。她给我父亲写的信,信封上她就写Reyher,她本可以写Eileen Chang的。
澎湃新闻:您怎么看外界批评您暴露张爱玲信件中的个人隐私?
宋以朗:我出《宋淇传奇》的时候,香港同时也出了一本《萧红书简》,为什么没人批评这本书呢?张爱玲在有些人心中地位是很特殊的,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最理解张爱玲,大概对萧红就没人这么想了。在这些人看来,关于张爱玲,我怎么做都不对。其实我出书的一个想法,就是解释一下,我父亲究竟是做什么的,他和他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些什么。我必须强调一下,张爱玲在书中篇幅最大,不是因为她最重要,而是留存的书信资料最丰富,而且最精彩。不少事情披露出来,可以更正流行的张爱玲传记里面的错误。
张爱玲手稿。澎湃新闻记者 杨博 图
澎湃新闻:您前面提到张爱玲书信集正待出版,您书中涉及的其他人物的书信呢,会出版吗?
宋以朗:我不会出版宋淇与钱锺书的通信,不过引用一些例子,说说他们怎么开玩笑的。处理这四个人的信,有三种办法。张爱玲很简单,我有张爱玲授予我父母的版权,要出版什么、怎么出版,是我自己的事。吴兴华的话,我正在和吴家的人整理他的全集,书信也将随全集出版。钱锺书和傅雷的书信的版权属于他们的家人,我是不可以出版的。傅雷可以出版的书信,讨论文学艺术的,我父亲早已交给傅敏了。我手头现有的傅雷的信,是讲我们宋家的事情,只对我有意义。有些信,像托我父亲买大陆没有的法文书,傅聪的钢琴线断了,在香港买根新的,都是生活琐事,对傅家意义更大,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,我打算把这两家的书信交还给他们。
澎湃新闻:您可以谈谈市面上其他流行的张爱玲书信集吗?
宋以朗:夏志清先生的《张爱玲给我的书信》是经我授权的。夏老师的《现代中国小说史》,把张爱玲和钱锺书并列,让他们成为殿堂级作家。我该怎么代张爱玲答谢他呢?总不见得要收他钱吧?于是就免费授权给他。庄信正先生《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》,其中张爱玲的三十多封信也是我给他的,这些信对我没有什么意义,对他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。而且这样他出书也会好看很多,变得有来有往了。我不喜欢那种你私下给我一点好处、然后我给你看的办法,弄得大家要看张爱玲书信,只能通过个人渠道向我申请。我比较喜欢把事情做在明处,公开出版书信,大家都来讨论。
澎湃新闻:您有出版宋淇先生文集的计划吗?
宋以朗:我想出一套《宋淇全集》,但我想没什么人要全部都看,他涉及的范围太广:电影、翻译、诗词、杂文……我还在跟出版社谈,已经谈了好几年。
澎湃新闻:香港牛津版《宋淇传奇》和大陆花城版《宋家客厅》有没有差异?
宋以朗:我还没有仔细对过。就说一件事好了。我在牛津版里说董桥先生是《今日世界》的编辑,牛津的林道群先生打电话过去确认,董先生回答说:“笑话!”这一处林先生就直接给改了,但是大陆版似乎没改,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说董先生是《今日世界》的编辑,也是我从文字材料里抄来的,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孩子,不可能知道事情真相。就像我书里讲的,我父亲看上去对宋家先辈的事情知道很多,其实也是从文字资料里看来的。
澎湃新闻:许多事情真相辨析起来蛮难的。
宋以朗:有些事情是谁也不知道了。有一件事,我和人家吵了好多年,就是张爱玲在信和小说里都提到,她1952年到香港,住大学女生宿舍,里面有个主管跟香港警察打了小报告,说她是“共谍”。港大有位朋友说,这不可以登出来,因为没有查证。可是,我怎么去查证呢?他非得追问这件事是不是事实,但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张爱玲相信这是事实,她以后的所作所为,都因为她相信这是事实。
澎湃新闻:不断有张爱玲“新作”从各类民国小报上被发掘出来,对此您怎么看?
宋以朗: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些文章是张爱玲写的。现在最大的根据,是所谓风格。我对此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。理论上,通过统计学是有办法查出来的,比如,美国宪法有很多作者,没有注明,有人就拿已知的作者的作品通过统计来分析风格,再去对照宪法看哪些是他写的。但我也有一个朋友深入研究了张爱玲的风格,说给他任何一个题目,他写出来的文章,都可以让人分不出是他写的还是张爱玲写的。他号称自己脑子里有一架张爱玲写作机器——但这是他自己说的。
澎湃新闻:除了张爱玲之外,您能不能谈谈自己对傅雷、钱锺书、吴兴华他们作品的看法?傅雷夫妇
宋以朗:傅雷的话,《傅雷家书》看过,《傅雷书简》也看过;他的译文,像《约翰•克里斯多夫》我实在看不下去,问题不在傅雷,在于罗曼•罗兰的作品今天没人读了,那种浪漫主义的调调不合我的胃口,而他译的巴尔扎克,我想看的话,还不如直接看法文。钱锺书的话,《围城》不知看了多少遍,每次看都会笑,但《谈艺录》我实在看不下去,没有国学根底。吴兴华的话,我对诗学也没有研究,不懂这些东西。
有人以网络语言评价宋以朗先生,说他“萌萌哒”。宋先生与人近距离聊天,神情、语气,的确都很“萌”,也很知识分子,透出书香世家的教养。他的新书《宋家客厅》(港版《宋淇传奇》)披露了他的父亲宋淇与张爱玲、钱锺书、吴兴华、傅雷这些大名家的交往,正可谓谈笑有鸿儒,只不过,这些谈笑都是在纸面上,通过来往书信发生的。宋先生说,这本书还会有续篇,谈谈他自己,原本是打算收在书里的,后来还是删去了,因为觉得不合体例。5月8日下午,宋以朗出席了由澎湃新闻·思想湃和铁葫芦图书联合举办的“大时代·小团圆——从钱锺书到张爱玲,文坛大家背后的故事”新书分享会。而在讲座前一天,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这位萌萌哒的先生、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。
澎湃新闻:写完了《宋家客厅》,最近您在忙些什么?
宋以朗:我目前在做的事情,其实是出版社让我做的,就是把张爱玲的全部书信整理出版,出版社给了我一个九十万字的电子文档,我一直没动。因为我要做就要一口气做完,如果中间因为什么事情停掉,后面接着再来做,我就做不下去了。
澎湃新闻:《宋家客厅》这本书的形式挺有意思,其实是您口述再由人整理,在报纸上前前后后连载两年。
宋以朗:你要我自己写这么一本书,肯定是写不出的,我不喜欢在一件事情上一头扎进去好多个礼拜,没有这种集中力。还是因为《南方都市报》的陈晓勤上门来给我压力。2010年是张爱玲九十岁诞辰,也是她去世十五周年,《南都》做了一个专题。当时他们来采访我,问了很多问题,我也讲了很多故事,但不少没办法用在那个专题当中。我想,既然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说,那不如做成专著吧。后来,到了2012年,就开始在《南都》连载。最初我还是很担心的,因为想不出会有哪份报纸对我的家事这么感兴趣,尤其是香港报纸。好在大陆感兴趣的读者,不管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量,都比香港高很多。
晓勤很辛苦。做第一篇连载,她提了五个题目,想一次做完。周五她从广州到香港,我们聊了七八个钟头,但五个题目只聊了一个。第二天再聊,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三点,我嗓子都说哑了。原计划要做二十周,最后一共做了四十二周,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可做。其实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可以拆开,譬如说到我祖父宋春舫,可以分成童年-欧洲-青岛、上海、北京的经历。 宋以朗先生父亲宋淇,母亲邝文美女士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翻拍
澎湃新闻:《宋家客厅》写到的张爱玲、钱锺书、吴兴华、傅雷这四个著名文化人,都是您父亲的老朋友,您充分利用了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。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信件是书里没有的?
宋以朗:其实,我父亲与许多人的通信是没什么意思的。比如和金庸的信。我父亲写过几篇讨论金庸小说的文章,金庸读到了他的文章,觉得水准很高,客客气气地送了他一套亲笔签名的小说集,但他和金庸其实不是朋友,那些书信里面也没说什么。白先勇也和他通过不少信。因为我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翻译杂志,这些写给白先勇的信都是问他的小说能不能授权翻译,小说译好后,又请他提意见。他们也不能算是朋友,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过面。
澎湃新闻:您父亲和这几位朋友都是怎么相处的?说起来,虽然他们和您父亲关系都很好,但他们彼此关系却很可能不怎么样,比如,钱锺书对张爱玲的评价就不算太高。您父亲怎么处理不同朋友之间的关系?
宋以朗:和钱锺书是四十年代在上海是朋友,喜欢讨论文学问题,彼此开开玩笑,信里面有很多。我父亲对其他人不怎么开玩笑的。与傅雷关系可能没有像钱锺书那么好,他觉得傅雷比较难相处。
有一个人书里没提到,叫高克毅,也就是乔志高。他是张爱玲小说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的人物原型,不管小说还是信,张爱玲都说了很多他的坏话,可高克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,他们有很多通信,我看到后来都不要再看下去了,因为都是公事。我父亲是《译丛》杂志第一个编辑,他不做了,高先生接手。这些信都是讲杂志的人事、选题,很枯燥。他们住在中文大学员工宿舍同一座楼,楼上楼下,经常碰面。对张爱玲在信里说的高克毅的坏话,我爸爸只是回答说,他和高“认识了二十多年,彼此互相尊重,从来没有一句重话。”张爱玲说的可能是真的,也可能是误会,但我不能去问高先生——这种话怎么问得出口?如果我有两个朋友彼此敌视,我也没有办法。
澎湃新闻:张爱玲这么刻薄,动不动就把身边人物写到小说里,您的父母亲作为她的最好的朋友,怎么看这个问题?
宋以朗: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型其实不是张爱玲认识的人,譬如《色·戒》,角色原型是我父亲的同学,故事也是他告诉张爱玲的,张爱玲说她不懂间谍的事情,小说写出来却非常精彩。有些小说像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,人物原型是傅雷,像《倾城之恋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这些名作,都找得出人物原型。说到我的父母亲,有个问题很有意思:张爱玲为什么没有写关于他们的小说呢?她不是对他们两人最了解吗?我想,她大概担心写出来的话,朋友都没得做。她的第二任丈夫、美国作家赖雅,也没有被写进小说。大概因为她非常爱赖雅。她给我父亲写的信,信封上她就写Reyher,她本可以写Eileen Chang的。
澎湃新闻:您怎么看外界批评您暴露张爱玲信件中的个人隐私?
宋以朗:我出《宋淇传奇》的时候,香港同时也出了一本《萧红书简》,为什么没人批评这本书呢?张爱玲在有些人心中地位是很特殊的,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最理解张爱玲,大概对萧红就没人这么想了。在这些人看来,关于张爱玲,我怎么做都不对。其实我出书的一个想法,就是解释一下,我父亲究竟是做什么的,他和他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些什么。我必须强调一下,张爱玲在书中篇幅最大,不是因为她最重要,而是留存的书信资料最丰富,而且最精彩。不少事情披露出来,可以更正流行的张爱玲传记里面的错误。
澎湃新闻:您前面提到张爱玲书信集正待出版,您书中涉及的其他人物的书信呢,会出版吗?
宋以朗:我不会出版宋淇与钱锺书的通信,不过引用一些例子,说说他们怎么开玩笑的。处理这四个人的信,有三种办法。张爱玲很简单,我有张爱玲授予我父母的版权,要出版什么、怎么出版,是我自己的事。吴兴华的话,我正在和吴家的人整理他的全集,书信也将随全集出版。钱锺书和傅雷的书信的版权属于他们的家人,我是不可以出版的。傅雷可以出版的书信,讨论文学艺术的,我父亲早已交给傅敏了。我手头现有的傅雷的信,是讲我们宋家的事情,只对我有意义。有些信,像托我父亲买大陆没有的法文书,傅聪的钢琴线断了,在香港买根新的,都是生活琐事,对傅家意义更大,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,我打算把这两家的书信交还给他们。
澎湃新闻:您可以谈谈市面上其他流行的张爱玲书信集吗?
宋以朗:夏志清先生的《张爱玲给我的书信》是经我授权的。夏老师的《现代中国小说史》,把张爱玲和钱锺书并列,让他们成为殿堂级作家。我该怎么代张爱玲答谢他呢?总不见得要收他钱吧?于是就免费授权给他。庄信正先生《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》,其中张爱玲的三十多封信也是我给他的,这些信对我没有什么意义,对他来说是很美好的回忆。而且这样他出书也会好看很多,变得有来有往了。我不喜欢那种你私下给我一点好处、然后我给你看的办法,弄得大家要看张爱玲书信,只能通过个人渠道向我申请。我比较喜欢把事情做在明处,公开出版书信,大家都来讨论。
澎湃新闻:您有出版宋淇先生文集的计划吗?
宋以朗:我想出一套《宋淇全集》,但我想没什么人要全部都看,他涉及的范围太广:电影、翻译、诗词、杂文……我还在跟出版社谈,已经谈了好几年。
澎湃新闻:香港牛津版《宋淇传奇》和大陆花城版《宋家客厅》有没有差异?
宋以朗:我还没有仔细对过。就说一件事好了。我在牛津版里说董桥先生是《今日世界》的编辑,牛津的林道群先生打电话过去确认,董先生回答说:“笑话!”这一处林先生就直接给改了,但是大陆版似乎没改,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说董先生是《今日世界》的编辑,也是我从文字材料里抄来的,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孩子,不可能知道事情真相。就像我书里讲的,我父亲看上去对宋家先辈的事情知道很多,其实也是从文字资料里看来的。
澎湃新闻:许多事情真相辨析起来蛮难的。
宋以朗:有些事情是谁也不知道了。有一件事,我和人家吵了好多年,就是张爱玲在信和小说里都提到,她1952年到香港,住大学女生宿舍,里面有个主管跟香港警察打了小报告,说她是“共谍”。港大有位朋友说,这不可以登出来,因为没有查证。可是,我怎么去查证呢?他非得追问这件事是不是事实,但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张爱玲相信这是事实,她以后的所作所为,都因为她相信这是事实。
澎湃新闻:不断有张爱玲“新作”从各类民国小报上被发掘出来,对此您怎么看?
宋以朗: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些文章是张爱玲写的。现在最大的根据,是所谓风格。我对此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。理论上,通过统计学是有办法查出来的,比如,美国宪法有很多作者,没有注明,有人就拿已知的作者的作品通过统计来分析风格,再去对照宪法看哪些是他写的。但我也有一个朋友深入研究了张爱玲的风格,说给他任何一个题目,他写出来的文章,都可以让人分不出是他写的还是张爱玲写的。他号称自己脑子里有一架张爱玲写作机器——但这是他自己说的。
澎湃新闻:除了张爱玲之外,您能不能谈谈自己对傅雷、钱锺书、吴兴华他们作品的看法?傅雷夫妇
宋以朗:傅雷的话,《傅雷家书》看过,《傅雷书简》也看过;他的译文,像《约翰•克里斯多夫》我实在看不下去,问题不在傅雷,在于罗曼•罗兰的作品今天没人读了,那种浪漫主义的调调不合我的胃口,而他译的巴尔扎克,我想看的话,还不如直接看法文。钱锺书的话,《围城》不知看了多少遍,每次看都会笑,但《谈艺录》我实在看不下去,没有国学根底。吴兴华的话,我对诗学也没有研究,不懂这些东西。
责任编辑:imToken新闻报料:400-888-8888 本站原创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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